1998年春节过后不久，我收到一张10元汇款单。

　　我细看，这张汇款单来自湖南江华县码市乡大柳村，汇款人是李丁财。大柳村我当然熟悉，当年下放插队落户时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。李丁财这个人我当然也记得，当年我的确曾偷偷送给他10元钱。问题是那是个秘密，而且我离开大柳不久就听说李丁财病死了。如今事隔30年，谁来替他还清这笔“无头”账呢？我觉得很奇怪。

　　我想后面肯定会有信说明，我等待着来信。

　　李丁财当时是大柳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，专管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和五类分子。李丁财黑瘦，冷峻沉默。他对我们这些“分子”管理很严格，他从不和我们说话，如说也就简单的几个字。李丁财是个荣军，抗美援朝时负过重伤，如今肚子里还留着一块弹片。因此公社武装部特准他个人保管一支“三八”步枪。最初李丁财就是背着这支步枪，将我从公社“押”回大柳村的。路上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当过兵？”我望着他点点头。他眼睛望向别处，不再说话。

　　一天下着大雨，公社通知李丁财领我去公社写大标语。路上隔条河，两岸靠一道简陋的浮桥连接。等我写完标语，山洪下来，浮桥冲脱了。我和李丁财返回时只好搭渡船。船资每人五分钱。我先上船，掏出一角钱给摆渡人。李丁财在后面大声吼道：“不要！”他飞快地卸下步枪，脱下衣服，居然毫无顾忌地把枪和衣服塞我怀里。他自己跳洪水滔滔的河里，硬是游过了河。

　　李丁财有六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小，加上妻子和母亲，一家九口，嘴巴连起二尺长，年年锁定当超支户。李丁财就靠他那支步枪打野猪。十天半月打得一头，杀肉卖几个钱，买些高价杂粮，好歹填饱一家人的肚子。可是这事惹得村里人眼红，联名状告李丁财搞资本主义。公社便下令缴枪。李丁财不分辨，把枪拭擦干净后，亲自送到公社。结果野猪横行，不久便将队里的一山秋包谷毁掉了。一天，我和李丁财在村外相遇，他站住，咳嗽一声：“没错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。”他没头没脑地说。我点点头，没吭声，连忙走开。

　　从此，我明显感到李丁财对我的态度缓和了许多。我和他似乎有了某种默契。清早开门时，我家门口时不时会放着一把青菜或豆角，我明白这是谁送来的。我出工时则灌满一壶白糖开水，不经意地放到一边。收工时水壶便空去一半。我自己没喝，我明白是谁喝去的。

　　正是“双抢”农忙季节。李丁财最小的儿子患了痢疾，送进公社卫生院。李丁财铁青着脸找大队会计预支点钱。会计说，全大队只有五元二角现金。李丁财扭头就走了。李丁财走到河边蹲下，咬着空烟杆发呆，瘪的空烟袋扔在草地上。我去河边挑水，弯腰时将一张卷成细条的10元钞票塞入烟荷包。

　　冬天我离开大柳村到县里分配工作。李丁财拣最重的一担行李挑上，送我去车站。路上他红憋着脸，哑声对我说：“钱，我一定还你，我还不了就叫儿子还……”这是30年前李丁财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

　　收到这张10元的汇款单不久，我果然收到李丁财的一个儿子的信。信上说，父亲生前写下一条字条：欠××同志10元一定要还。那张字条是塞在灶洞里的，一直没被发现，最近拆灶重砌时才发现。

　　至于李丁财的儿子是如何打听到我现在的地址的，他的信上没说。

　　这张10元的汇款单，我没有去邮局兑领，我想保留做个纪念吧。